10月29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馆内举行了题为《大使回忆★：中俄关系的难忘岁月》一本新书的首发式，以纪念中俄建交75周年。

　　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的一天晚上9点钟★★，我接到一个电话，问我是否出席次日上午10点在总统饭店举行的“世界大会”，由莫斯科市和台北市联合召开★。他未报姓名，我对他的声音陌生，不知谁打来的电话，于是问★★★“您是谁？★★★”他不予回答就挂断电话。我放下电话，仔细思量一阵，认为他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这一重要信息★★★，于是决定次日一早去总统饭店看个究竟。

　　中俄两国外交部门都十分重视这本书的出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孙卫东在序言中说：作者们“既原汁原味重现了中俄（苏）关系的历史细节，也生动地描绘了两国关系富有前景的未来★★。他认为★★★：“外交前辈们以有笑有泪的亲身经历和有血有肉的细腻笔触，述说了如何作出正确人生选择★，如何在奉献国家、民族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胸中始终抱持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他强调：“书中收录的珍贵历史资料对两国外事工作者、专家学者和年轻一代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此外，俄罗斯政府领导人也请我们新华社记者“吃小灶★★”。例如1992年12月24日，绍欣副总理只邀请6位俄罗斯记者和2名新华社记者共8人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介绍盖达尔被解除代总理职务后组成的切尔诺梅尔金新政府将奉行的经济政策★。而切尔诺梅尔金第二天才举行记者招待会谈相关问题★★，我们吃了“小灶★”后能更好地理解新政府的内外政策★。

　　叶利钦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几次都有一千多名各国记者到场，但每次都点名新华社记者提问并认真回答。有几年总统新闻局开启了每月一次固定约请6位俄罗斯记者和新华社★★、、路透社、法新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共10人到克里姆林宫聚会1小时，总统新闻秘书首先简明扼要通报当前俄局势，然后10位记者自由提问。这对我们正确了解和理解俄罗斯时局很有裨益。

　　退休后，我积报参加老朋友俱乐部的活动。中俄互为最大邻居，共同的命运把两国连在一起★★，在生之年不忘初心★★★，永做中俄世代友好交往的桥梁★。

　　1991年11月21日，我奉命到莫斯科工作，次日就开始报道★★★。当时，常驻莫斯科的世界各国记者达2200多名，但中国记者仅10多个★★★，其中新华社记者6名，工作十分繁忙，通常都工作到深夜。非常幸运的是，我与主管双边关系的中国外交部和苏联★★、俄罗斯外交部一亚局、新闻司及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保持密切而良好的工作关系，使我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的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所撰写和发表的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章，不仅受到国内主管领导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和俄官方的赞赏。他们对新华社领导说★★★，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关于俄罗斯局势的报道“客观，不哗众取宠★★、不感情用事★”。

　　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前夕，约定安排新华社记者在总统出发时和访华归来时在机场见面提问★。他对我们的提问都作了热情友好的回答。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我们约定当面采访叶利钦总统★，但后来他有事无法分身改为书面采访。我们理解这一临时安排，立即将采访题传到总统新闻局★，几天后我们接到电话★★★，以为通知我们去取书面答问。不料被告知，新闻局派人将总统书面答问文稿亲自送到分社★★★。我们喜出望外，这表明对我们新华社工作的热心支持。

　　于是，我被领入昔日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专车，在途中的夜幕中，又改乘李大使的专车回使馆，而李大使陪同邓蓉乘戈尔巴乔夫昔日的专车直奔总统饭店。这一机场迎接的场景也显示了的巨大影响力。

　　一些机关单位请新华社派人给他们介绍苏联局势★，于是社领导派被称为“苏联问题专家”的我去干这件棘手的事。我提了个条件，不能录音★，也不能做笔记★，讲座持续3小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报告后提出的问题表明，大家最关心的是苏共被解散了★★，中国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要是苏联崩溃了，中国是否也会分裂？我的回答很干脆：与苏共曾有几十年的密切关系★★★，这是事实，大家十分关注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自己要有信心，虽然两党有共同之处，二者也有区别，因为不是苏共。不同于苏共★，最主要的是指导中国改革的是★★★，不是戈尔巴乔夫★★；中国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的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苏联改革造成前所未有的的大混乱★，人民生活大为下降★。还指出，世界上希望中国亡党★★、中国分裂的大有人在，他们得逞与否，关键在于我们中国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台下在座的你们这些们。话音刚落，响起满堂掌声。

　　本人负责报道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安排分社摄影记者蔡志培负责为两国元首夫人的茶叙拍照★★。可是不久前才到任的这位同事是首次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虽然手持到目的地的路线图，但怎么也没找到两位夫人将会见的地方，而会见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他急忙跑来对我说：“迷路了！”此时我也无法分身，心急火燎★，正在想办法时，突然看见在走廊忙活的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局局长卡拉辛（后任副外长），我箭步到他面前★★：★★“对不起★★，我的同事找不到两位夫人会见的场所，他应去为会见拍照★★★。”卡拉辛局长听罢，看了看手表★★，毫不犹豫地说：“让你的同事跟我走，快★★！”接着★，他领着蔡志培转身而去，我心头的重石一下子落了地。幸亏卡拉辛局长及时带路，才使这一重要报道任务圆满完成★。

　　当年国际上流行的思潮是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改革大加赞扬★，但本人从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经过仔细分析和与中国改革的比较后得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在回忆人生经历和工作成果时★★★，首先要说三声“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原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王崇杰和沈一鸣等★★★，是他们在上世纪70－80年代悉心指导我写作，使我从原本是翻译工作者转变为合格的高级记者★★★；特别感谢使馆的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凡中俄两国的重大事件，他们都及时给我们★★“吹风”，应邀到新华社详细介绍情况和对俄政策★★，使我们心中有数★★，下笔有据。也难忘在艰难而繁忙的80－90年代，在使馆同一食堂用餐★★★、沿同一小道散步、同一礼堂看电影、同时去莫斯科郊外赏光的快活日子★。特别感谢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中心的马尔科夫，时任一亚局局长阿法纳西耶夫、伍努科夫和莫尔古洛夫（现任驻华大使）等。

　　万成才，重庆市忠县双桂镇石堡村人。196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进入新华社工作。其间，被派苏联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进修俄语，曾任新华社对外部俄文翻译室负责人、国际部苏联东欧编辑室主任★、国际部编委。

　　鲁登科副外长在序言中说：★★“本书收录的文章材料丰富，笔法，风格各异。他强调★★，“这本书作者的“回忆十分可贵，将俄中优良传统、深厚友谊和相互尊重的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不仅是青年外交官和国别研究者，将在广大读者中发扬光大★★。

　　参与和主持了复杂而敏感的东欧巨变、中苏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等所有重大事件的的新闻报道及时局的研究工作，多次准确提前预判苏联、俄罗斯局势的发展趋势，适时如实反映情况、提出看法和可行性政策建议★★，多次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批示或采纳；2015年2月发表在新华网的3篇解读★★“一带一路”的文章被列入2016年和2017年《国家公务员申论备考》题和《公务员面试名言背诵》题；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意义”、“普京新政主要特点及对俄罗斯工作建议★“★★、★★★“关于外高加索地区外交工作的建议★★”等多篇的研究报告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优秀调研作品奖★★”；“俄罗斯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莫斯科十月件系列报道”等多篇公开报道和研究报告获新华社一等好稿奖；2011年获得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颁发的“杰出贡献奖章”，2021年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颁发的对该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荣誉证书。

　　这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别具一格★★★，它由中俄两国20位资深外交工作人员联合撰写，其中19位是两国现任和前任大使★★★，另一位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曾担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作者中，最年长的是94岁高龄的中国驻前苏联使馆公使★★★、首任驻乌克兰大使张震★，最年轻的是现任俄罗斯驻华大使、63岁的莫尔古洛夫。

　　1995年11月，的女儿邓蓉应邀到莫斯科出席她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一书的俄文版首发式。我本打算自己驱车去机场迎接，而李风林大使让我乘他的专车前往。我们到机场后，接待方告知我们，俄罗斯各大媒体记者以及驻莫斯科的众多外国记者闻讯后纷纷赶往机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本人，企图从他的家人口中得到有关的健康情况等信息。出于安全考虑★，接待方把刚下飞机的邓蓉从侧门引入机场贵宾室，把李风林大使和我也带到那里，等待各国记者散去后再出机场★。可是，从晚7时许等到9时多★，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有不少记者未离去★★★，不辞辛苦在各处张望和打听。

　　1991年发生★★★“8·19”事件★，8月23日苏共被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内广大干部和民众都对苏联局势的演变十分关注★★，更加关注可能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叶利钦总统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叶利钦总统的夫人在克里姆利宫会见中国主席的夫人★★，是这次访问的一项重要活动。

　　我受命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购买办公用房，必须办理十分复杂的购房手续，我为此一筹莫展★★。马尔科夫抽时间陪我去会见莫斯科市政府负责人，让他给我讲述了如何根据俄罗斯相关民法办手续的程序★★，使我消除了花钱而落空得不到房的担忧★★，放心手续，从而出色完成了任务，使建立了几十年的莫斯科分社有了永久性办公处。

　　几十年来，我个人的命运与两国关系风雨同伴★★，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友好蜜月期、60年代意识形态辩论期、70年代兵戎相见对抗期、80年代关系正常化期以及90年代起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期。在每个时期的工作都难度大，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初的工作最难。

　　虽然是12月10日就出兵车臣，但俄罗斯官方媒体★★，包括塔斯社是12月12日才正式发表出兵车臣的消息。西佐夫以消息灵通人士的名义提前3天向我通报发兵及发兵原因，其意图是希望通过新华社的渠道，让中方早日了解和理解俄罗斯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因为当时西方一直支持车臣分裂势力。车臣之战开始后，西方强烈指责俄罗斯★★“侵犯★★★”车臣人权★。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几天后★★★，塔斯社社长伊格纳坚科又约我见面说：“现在是改善俄中关系的最佳时机！”我问：“为什么★？”答曰：★“现在西方利用车臣战争反对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叶利钦总统对此十分恼火★★★。”我又问：“那么，中国能做什么？”他干脆利落道：★★★“现在什么也不用做，尽快发表个关于车臣战争的声明★，强调这是俄罗斯的内政就够了。”我迅速把他的这一建议报回北京。很快，我国外交部发表了包括伊格纳坚科社长建议内容的声明。在西方对俄罗斯一片谴责声的情况下★★，中国发表这样的声明，表明了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中俄相互支持的立场。

　　本人从1964年到如今，在新华社从事苏联★★、俄罗斯的新闻报道和形势研究60年整★，其中在莫斯科工作10余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参与和主持了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和形势研究。工作的第一天阅读的就是塔斯社新闻稿★★，从此它成了日常工作的必读物。新华社和塔斯社都是国家通讯社，位列这一主流媒体的中枢一员，能为承担中苏、中俄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合作做一份工作，深感荣幸★★。

　　一进总统饭店院子★★，就看见旗杆上升起的是旗；走进会场，会议秘书长、台湾“”原驻韩国记者急忙同我打招呼，并给了我一套含有会议日程在内的一包材料。会议日程上白纸黑字显示，有的俄罗斯现任官员出席会议★★★，当天晚上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为与会者举行欢迎宴会。我深感事态严重★★★，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基础上无缝衔接的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尚未巩固的时刻，在总统饭店举行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国际会议★★，这不利于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尤其是★★，按中俄双方达成的重要日程，几天后中国国家主席即将访俄，代表团先遣小组就在当天晚7时许，也下榻同一饭店——总统饭店。这一场景会很可能会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直接影响这一重要访问★。想到这些，马上急于驱车返回使馆向大使报告我看见的这一切，但又担心途中耽误时间，于是★，改由打电话给分社副社长黄慧珠，让她立即报告王荩卿大使，建议尽快采取措施。王大使得到报告后★，迅速派新闻参赞叶军前往俄罗斯外交部交涉★。据说，俄外交部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责成他们必须在当天下午3点前把旗取下。下午4点★，会议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一趟，我也正打算去看看旗是否真的取下了，于是又驱车去总统饭店★★★，见面后他很不高兴地劈头盖脸地指责道★★★：“这事是你干的吧？”我回应道★：“你换成五星红旗升上去不就行嘛★★！”

　　叶利钦辞去苏共中央建设委员第一副主席职务后★★★，1989年3月26日当选为首届苏联人民代表★，这一被称作为“叶利钦现象★★”是当年苏联政局的标志性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当时我在新华社国际部主持苏联报道★★，根据塔斯社发表的材料编发了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的消息，播发后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大报都在显著位置予以刊载。这使我更有信心，继续认真研究苏联局势★★，尽可能全面、客观报道真实情况★★★。

　　鲁登科副外长在序言中还特别提到并高度赞赏了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原社长万成才撰写的《永做友好交往的桥梁》一文。他写道：“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原社长万成才同读者分享了他几十年来与俄罗斯杰出政治家和专家学者交流的独家回忆★”。

　　万成才现为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我们将《永做友好交往的桥梁》一文进行转戴，以飨读者。

　　中苏关系正常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全过程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报道组织者，第一个采访苏联首任也是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新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中国记者、上海合作组织★★“杰出贡献奖章★★★”获得者；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高级顾问；曾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里加分社首席记者、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俄罗斯外交政策室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亚中心执行主任。

　　我们老朋友俱乐部现有成员多在70－80岁高龄，最年长的已是“90后”，无论我们还怎么健康，但毕竟芳华已逝，来日有限。因此★★，借共同纪念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唠叨几件个人工作中与中俄关系相关的事★★★，以与朋友们一起追忆共同经历的难忘片段。

　　2008年3月2日，时任第一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当选为总统★★，将任命两届总统任期届满的普京为总理，根据这一安排★，当年3月3日应邀在新华网作访谈时就作出他们俩“将牵手到2020年甚至2024年”的论断（这次访谈内容收入新华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新俄罗斯观察》一书的第100-105页）★。

　　1990年7月2日至13日召开了苏共28大，根据大会通过的文件分析撰写了题为《苏共28大后的苏联政局★★★：“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个大问号》的研究报告。报告开门见山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式抛弃此前建成的苏联式社会主义★★，试图驾驭这艘沉重的大船★★，在政治风暴的大洋中驶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彼岸。他能否如愿以偿★★，是个大问号★★★”。报道列举了数条理由，判定戈氏这一★“新思维”改革将彻底失败（该报告全文收入文集《苏联末日观察》一书第058-06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

　　鉴于此情此景，接待方为了来宾尽早到宾馆休息，出了个好主意。他们说★★，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在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时的总统专车，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8·19★★★”事件的见证物。事件后俄罗斯信贷银行以高价购得了这辆总统座驾作为文物保存★，平时不用★★★，但为了显示超高规格接待邓蓉这位来宾★，特别用这豪华汽车来接，但有的俄罗斯记者熟知这辆车★，如果他们发现可能尾追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现象，他们建议邓蓉改乘李风林大使的专车出机场，而我乘戈尔巴乔夫乘坐的总统专车出机场★★★，约定在途中互换座驾。我们欣然接受这一稳妥安排。

　　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局势更是跟踪研究。1998年10月撰写了《叶利钦政权能维持多久★★★？》的报告，指出，叶利钦陷入严重政权危机，“如果他线年★★★，他将物色一个自己信赖的人做克里姆林宫主人”（该文收入中央编译局2011年出版的《苏联末日观察》一书第118-121页）。果然，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12月31日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出任代总统★，并于2000年3月成功竞选为总统。

　　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文摘》等中央权威媒体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国际问题评论和研究报告；著有《苏联末日观察》、《新俄罗斯观察》、《大国战略》（合著）★★★；译著有《今日南斯拉夫》★★、《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伏罗希洛夫传》★★★、《在华使命》、《俄罗斯未来十年的国际战略》★★★。

　　1994年12月9日晚8时，叶利钦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采取一切手段”解除搞分裂、的北高加索车臣共和国境内的非法武装★。当晚10点★，塔斯社负责国内报道的副社长西佐夫通过电线日是星期六，我如约而至。见面相互都为来得及打招呼★★★，他就开门见山★：“给你聊15分钟，然后我要去社长那里开会”★★★。落座后他直言道★，只聊一个问题★，“就是车臣问题武力解决”★★，他不等我问就主动讲为什么武力解决。当他讲到第13分钟时，我说：★“我认为，今天上午已经发兵车臣了，是吗？★★”他答道：“你很聪明。★★”我又问：“既然已开战，我可以发条消息吗★★？★★★”他从座椅上站了起来，说可以，但不用他的姓名作为消息来源。于是★★★，他漫步转了两圈，给我口授了一句话的消息★★★。我就完全按照他口授的内容往北京发回了一句话的公开报道★★，原文如下★：★★★“新华社莫斯科（1994年12月10日电）★，据可靠消息灵通人士今日12时对本社记者透露，俄罗斯已于今日上午对车臣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以解除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对出兵车臣原因的详细内容也及时报回了北京。

　　记忆犹新的是，1991年11月去莫斯科分社前夕，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参赞伍努科夫专门邀请去北京莫斯科餐厅为我饯行。我在莫斯科工作年代，关键时刻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都清晰地向我们介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有什么疑难问题求助时★★★，无论他们怎么忙都从不拒绝前去拜访。

　　至今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电话通报这一情况，使其及时避免了可能酿成的外交事件，从中感到这是一位默默为中俄真正友好做贡献的★★，在此对他表示深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