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喻国明★★.生成式AI★★★:传播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传播的技术革命与传播实践逻辑的嬗变[J].阅江学刊★，2024,16(06)★★:27-35+178-179.

　　其二★，新媒体内容创作和传播呈现出多模态创新、多渠道分发的特征★。随着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四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建成，媒体深度融合成为主流媒体转型升级的主要目标和手段，主流价值观也深刻嵌入新媒体内容创新的发展浪潮中★，并以多维方式呈现★★★。比如，人民日报社推出的融媒体产品《新千里江山图》★，以第一视角入画★，融合多种传统文化元素，通过新媒体技术为中华文化赋能，实现了内容与表达方式的完美契合。

　　[20]曹月娟，黄楚新.★★★“媒体+旅游”融合创新发展现状及趋势[J].新闻爱好者，2024(06):63-66.

　　[11]钟祥铭，方兴东★★★，顾烨烨.ChatGPT的治理挑战与对策研究★★：智能传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与突破路径[J]★.传媒观察，2023(03):25-35★★.

　　另一方面★，地市级融媒体中心经历★“腰部塌陷”危机之后★，逐渐补齐短板★★，部分省份已实现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地市级融媒体从内宣联动逐步向外宣发力，以地方特色不断助力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在逐步提速的基础上，不断下沉用户市场，形成立足全球视野、联动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新平台★。2023年是我国地市级媒体集中建立国际传播中心的关键之年，泉州海丝国际传播中心、广西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鄂尔多斯国际传播中心等依托地市级融媒体中心的内容优势，充分发挥其传播和资源整合能力，通过系列策划与多渠道分发讲好中国故事★★★，全方位推动地市级媒体融合的智能化发展。

　　一方面★★，“媒体+政务服务商务★★”是主流媒体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主要运营模式。如长江云模式以★★★“媒体+政务★★★”助推智慧城市建设、南方模式以★“媒体+服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芒果模式以“媒体+商务★★★”提升变现能力，这些模式在“泛内容★”的发展定位下，为新媒体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在媒体内容基础上借力社交逻辑★★，为主流媒体的产业运营策略提供更多元的可能★★★。[19]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陈玥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15]黄楚新★★★，贺文文★★.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J].青年记者★★，2024(10):30-33.

　　[19]黄楚新，吴梦瑶★★.“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探析[J].视听界，2021(05):5-8+17.

　　一方面★★★，在央省级融媒体中心的牵头带领下，县级融媒体充分发挥其在地化优势★，全面落地服务功能，基层治理效果得到持续强化★★★。2022年8月18日，中宣部宣布全国共25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形成整体之势，实现由点及面的跨越式飞跃。同时★★，优质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不断提升自身发展优势，还积极总结经验推出发展范式，增强同级融媒体中心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跨区域联动★。比如★★★，尤溪县融媒体中心打造机制创活转变理念保障“融”★、技术创新打造平台支撑★★“融”、内容创优讲好故事服务“融★”、产业创效多元创收反哺★★“融★★★”的★★★“四创四融”的尤溪模式，依托“智慧尤溪★”客户端，推出“尤溪县数字乡村公共服务平台★★”，将媒体业务充分扩展到政务服务等多方位，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样板★★★。安吉县融媒体中心作为全国首个推出县级融媒体五年发展规划的融媒体中心★★，立足本地现实★，从主流价值观、基层治理等角度入手★，充分探索了县级融媒体发展的未来之道。

　　2014年8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年来我国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兴媒体不断融合，新媒体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我国地市级媒体深度融合研究”成果】

　　在顶层设计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和关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媒体融合十年间已迈向深度发展阶段★，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目前，四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建成，已经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了上下一体★、内外联动的舆论格局。

　　关于“新媒体”一词的表述，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麦克卢汉题为“电子革命★:新媒体的革命影响★”的演讲，彼时的★★“新媒体”（new media）尚未具有特殊含义，而是作为“旧媒体”的对照组被提出。[1]随着该词在我国的引入和普及★★，有学者总结了新媒体界定过宽、逻辑混乱的问题★，认为★★“新媒体★★★”的严谨表述应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其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的特点★，“数字化”和“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根本特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概念，依传播技术的“今日之新★”有所发展。[2]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内容生产力，使传播流程、传播结构、传播范围★★、传播目标等方面产生了结构性改变，[10]智能传播成为主流★★。以往的中心化传播逻辑被网络技术全面升级下的去中心化逻辑冲击后，智能逻辑又创造了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新模式。[11]与大众传播时代不同，智能传播时代在技术基础、传播场景★★★、内容生产机制等多个方面都体现出技术赋权下的新媒体进化方向★★，即以人为尺度，生产流程和传播逻辑的场景性和具身性。

　　最后，融媒体工作室、媒体智库成为新媒体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融媒体工作室作为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调动人才积极性、激发媒体机构创新活力及内容创作效能的有效机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纷纷推出了聚焦多个新闻领域的融媒体工作室，并依此打造个人IP，推出优质产品★★，充分顺应新媒体时代互动性、融合性、数字化的趋势，形成卓有成效的转型整合范式。另一方面，《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推动智库在国家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媒体智库作为智媒融合的深层产物★★★，其以媒体机构为主体，依托专业资源和媒体优势★，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重大议题★★★，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深度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6]目前，人民日报社的人民智库、南方都市报的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等作为媒体智库的代表，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增强媒体的造血功能★★，成为主流媒体突破传播采编结构的重要尝试。不过，各级媒体间目前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智库合作机制，不同层级的媒体智库水平差距较大★，甚至还引发同质化竞争，这不仅导致资源浪费★，也阻碍了媒体智库效能的最大化发挥★★。

　　[7]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02):147-156★★.

　　其一，新媒体内容的选题视角始终植根于对主流价值观的深挖。通过将宏观规划与微观实际相结合★★、高深理论与群众生活相结合、经典范式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方式★★★，主流媒体确定了大批具备价值共鸣与主流导向的新媒体内容选题，以此增强新媒体内容传播的价值深度。比如，党的二十大期间，新华社以与花农、边防战士等基层群众互动的生动场景为主题创作的融媒体报道《近镜头·温暖的瞬间》，央视新闻推出的“金句”创意短视频《★★★“五项重大原则★★”，一段视频了解》《一段视频了解全党必须牢记的五个★★★“必由之路★★”》等，充分挖掘新媒体时代展现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价值的方式方法，利用融媒体优势★★，精选富含主流意识形态的选题，增强价值引领效力。

　　[14]曹钺★★，骆正林，王飔濛.★★★“身体在场”:沉浸传播时代的技术与感官之思[J]★★.新闻界，2018(07):18-24.

　　[8]喻国明，耿晓梦.“深度媒介化”:媒介业的生态格局、价值重心与核心资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12)★★:76-91+127-128.

　　[16]黄楚新，薄晓静.媒体智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四个维度[J].新闻战线]胡翼青★，黄悠然.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媒体融合★：基于产能的视角[J]★★.中国编辑，2024(05)★:28-34.

　　这首先体现在组织架构和运营机制上，由央省级媒体牵头★★★，地县级媒体跟进，各地通过对相关机制和机构的整合融合，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创新发展出多套各具特色的融合模式★★★。比如★★，江西南昌市融媒体中心依托南昌日报社，采取部分整合的模式，对南昌日报社、南昌广播电视台的采访、编辑两大板块进行了整合与优化，提升了采编效率，实现内容传播效力的飞跃。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助力媒体转型升级，还深刻嵌入我国综合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比如，烟台市城市大脑以“一个平台一个号、一张网络一朵云★”为依托，实现“一屏观全市，一网管全市”★，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及时掌握并处理城市动态，为各部门统一调度指挥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需注意的是，面对资本和权力对技术的全景凝视，人工智能技术也出现了平台垄断、算法黑箱等问题，因此，未来新媒体机构在应用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时也应注意其中的价值偏向、虚假信息、隐私泄露等问题★★，避免技术公共性的异化。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下，5G、VR★★、AR、MR、AI等技术不断进阶，新媒体的形态也不断变化。对我国新媒体发展现状的深入剖析和发展趋势的展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并推动我国媒体深度融合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二十大报告明确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作为重要工作目标，这既意味着意识形态已成为我国新时代综合治理现代化的工作重点★★，也表明新媒体发展在价值引领方面的显著作用。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媒体传播生态具有新的思维方式和运行模式，对增强主流意识声浪，凝聚价值共识提出了新的要求，呈现出多维并进、立体传播的趋势。

　　融媒体中心挂牌率逐年攀升，各级媒体关注组织架构转型升级，搭建自有平台，以互联网思维整合资源配置，在人才建设、统筹规划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调整★★，全媒体传播体系基本建成★。但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新媒体机构出现了平台冗余★★★、内容同质、部门功能重叠等问题，不仅影响新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效能升级★★，也不利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系统性变革。目前，部分融媒体中心已经开始及时止损★，如，★“南昌头条”客户端融合“爱南昌”客户端、★★★“掌上南昌”客户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关停并转受众少★★★、影响力弱的客户端3个★、新闻类平台号3个，推出★★“暖新闻★★”客户端★★；源新闻整合了原丽水日报社“指尖丽水★★★”和原丽水广电集团“无限丽水”两大新闻客户端★。新闻客户端作为新媒体发展建设中同质化问题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其率先出现合并潮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必然过程和结果★，及时关停并转是对过剩供给和无效产能的及时止损。以此为契机，未来新媒体机构应持续加强一体化建设，重塑资源配置结构，全面提升融媒体中心的工作效益★，最大化新媒体内容的传播效力。这也需要新媒体机构充分明确自身定位与功能，了解地域优势和发展差距★★，深入分析目前的人力、物力、技术等资源水平，精准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强项补齐短板。同时，融媒体机构也需强化内容创新，贯彻用户思维，构建特色化、服务型媒体★★★，以个性化视角不断调整发展策略，改变盲从现状，寻找错位突围的机会★★，在媒体融合浪潮中构建适配自身发展的定制化路径★★★。这不仅是新媒体发展的未来趋势，亦是进一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经之路。

　　主流媒体借技术赋能★★★，持续推出符合智能传播要求的内容产品★★。比如★★★，人民日报社在AIGC辅助下推出的人机共创微视频《江山如此多娇》、新华社发布的创意视频《AI带你穿梭中国改革开放新地标》★★、津云客户端推出的AI智能语音助手“天天★★”、湖北日报社自主开发的灵眸自媒系统等★★★，从具体的内容生成到系统性的功能推介，生成式人工智能都为主流媒体持续赋能，实现内容渠道★★★、组织场景、用户效果等多方面全链条★、全领域的转型升级。习曾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期间深刻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

　　其次，从融合发展到系统性变革，新质生产力成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2023年9月，习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次年3月，习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我国当下新媒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系统性重塑，也是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层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媒体机构在组织机制、管理运行、生产体系等多个方面在系统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结构性变革。[15]

　　[13]张兵杰.新媒体时代身体观念的多重内涵：对具身传播元概念的探析[J].青年记者★，2021(05):12-16.

　　[21]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05):128-136.

　　[12]刘宏，周婷.场景化时空:一种理解当今社会的结构性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8):27-32.

　　黄楚新，陈玥彤.中国新媒体发展现状及趋势[J].青年记者，2025(02):28-34.

　　其次，在采编工作上★★★，新媒体机构纷纷进行系统性的流程再造★，建立全媒体采编流程是新媒体时代的必然要求。如拥有涵盖70个官方账号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建立了以“图文+直播+短视频”为融合策略的北京时间新媒体传播矩阵，改变传统媒体时代的生产流程★★★，打破内部部门壁垒，通过精简组织架构、内容传播网络化等方式打造更具时效性和传播力的新媒体作品。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传播环境受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被媒介★★★‘浸透’（permeated）”，媒介成为与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无法分离的中立性要素，[6]“媒介化★★★”（mediatization）成为新媒体研究不可忽视的宏观背景之一★★★。研究者将媒介化视为“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和“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概念延伸，[7]作为一个元过程（meta-process）★，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和对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从大众传播的广泛视角而言★★，媒介化即媒介型塑社会的过程★★，关注不同的传播手段、媒介形式对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影响，并从传媒变革联接到社会整体变迁。而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推动万物互联，使多样态的数字媒介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媒介成为具有建构力量的基础性社会结构，深度媒介化时代正式来临，其强调★“数字媒介带来的传播革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基本形态的★“根本性重构”，“整个社会正以新的传播机制法则和模式来进行自身业态和架构的重建★★★”。[8]与以往的媒介技术不同★★★，深度媒介化范式下的数字媒介成为社会运行逻辑★，在多维层面重构传统的社会关系★★，并以媒介机构等基础设施编织社会结构。直播带货、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都是社会深度媒介化的重要表征，不同行业和功能由媒体机构承载，通过数字化方式组织链接★★，建构了新的系统性规则，使日常生活的基础节点成为媒介化的一环，深刻改写了商品销售、政府治理等传统社会架构的基本行为规则。

　　另一方面，近年来“媒体+文旅★”成为新的跨界融合热门★★，并在省级媒体带动引领下，形成了内容★、渠道★★★、产业三级创新发展模式。多地融媒体中心与文旅部门合作，通过短视频等新媒体方式塑造城市符号★，助推地方成功★★★“破圈”★★。比如，《三星堆奇幻之旅》《云游故宫》等文旅内容产品借助VR等新媒体技术，塑造场景交互，为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从而激发旅游兴趣。同时，“媒体+文旅”并不局限于旅游产业开发★★★，还链接产品销售★★、餐饮服务等多个产业，逐步形成以媒体为中心的“泛旅游★”产业格局★★★。如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公司的经营业务除涉及风景区开发★、运营等服务外★★，也生产和销售景区的文创产品。[20]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媒体+”模式仍存在同质化问题，且在与商业平台合作时★★，主流媒体还需警惕资本诱惑，应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媒体力量能够真正助力地方发展。

　　在深度媒介化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媒介化社会和媒介化生存的概念。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媒介化程度的不断演进下，现实与媒介化现实合二为一，人的社会行为也受不同阶段和类别的数字媒介形塑，形成具有流动性的关系链接，并衍生出“媒介化的人”★，人与传播的关系逐渐深化。[9]由此★★，媒介化及其在变迁升级中所衍生出的其他概念作为新媒体发展的基本背景和宏观意涵★，一方面奠定了新媒体是社会基础设施的认知根本，另一方面也提示在考量新媒体发展问题时应具有融合思维★★★，不应仅对媒体机构或媒体内容制作技术有所关注，更应将其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中，进行系统把握。

　　一方面，传统的传播时空观正在被颠覆，场景作为一种空间语言，既是碎片化和日常的，同样也可呈现为虚拟方式。新媒体环境下，虚拟空间已经开始超过现实空间，媒介既可以成为场景，也可以创造场景★★。于媒体机构而言★★★，新媒体内容生产已从简单的技术应用进阶到技术赋能，从“连接”技术到★“融合”技术★★，搭建场景成为新传播需求。2024年6月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运用人工智能和扩展现实技术推出的新闻情景短剧《“长”歌行》，搭建了古今对话的沉浸式场景，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践★★。需要关注的是，智能技术赋能新媒体打破传统空间格局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空间观，所衍生的新旧场景的交替与交融都会导向传播生态中社会关系和规则的不适应，这也组成了媒体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12]

　　另一方面，新媒体语境下★★★，智能技术作为连接基础所建立的场景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媒介和媒介内容共生出具身性的传播生态★★★。身体、场景、关系作为理解新媒体的基本要素，从最初的“作为媒介内容的身体”到“作为传播媒介的身体”，[13]再到智能传播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身体”的全面解放，“身体”已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尺度★，出现了现象身体与对象身体的相对概念，成为物理世界★★★“自在”与心理世界“自为”的综合。[14]以数字虚拟人为例★★，如央视网“小C★★★”、检察日报社“检博”都是近年来由主流媒体推出的热门虚拟主播。数字人构建了可视化的技术身体和虚拟直播空间，在人类意识驱动的前提下，形成符号化的技术身体和具身性传播实践★★，并共同生产出新媒体景观。

　　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至今，我国四级融媒体中心架构已从全面铺排转向互动升级与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部分融媒体中心已以区域联盟的形式促进不同层级媒体间形成优势互补。比如，粤桂琼十四市报业联盟、武陵山区域媒体联盟等通过媒体合作、联合采访等方式★，为各地新媒体机构提供交流平台与内容传播渠道★，并以此为起点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未来，应继续扩大媒体联盟的联动范围。现有的媒体联盟多依照地理和文化的相近性而构建★★，未来可适当拓宽联盟边界，跳出固有思维，从不同媒体的优势和短板入手，精准制定合作战略★，形成跨层级★、跨区域、互有交叉★★、互利共赢的全媒体传播网络★★★。与此同时★★，也应注意不同融媒体中心间的发展差距★，在范式学习的基础上关注各地特色★★，抓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要求，使一体化进程真正适应智能传播生态★，在促进融媒体中心自身发展、增强新媒体传播影响力的同时★★★，也能从媒体角度提升我国主流话语声量，提高国际舆论传播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媒体深度融合不断助力新媒体发展★，主流媒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拓展产业结构，实现了从★“补血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改变了以往只关注爆款单品，专注单一渠道分发的产业模式★★，转向开发品牌价值，形成垂直化、矩阵化的产业格局，在自建平台基础上，拓展新媒体业务，结合大数据等技术应用，以开放合作盘活媒体资源，形成“媒体+★★”的合作范式。

　　行至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新阶段★★，媒体融合经过十年发展已从相加进阶到相融，新媒体机构也从最初的多点提升走向结构性突围。

　　因此，一方面，未来我国新媒体机构应更积极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新闻实践，从★★★“使用★★”技术进阶到“融合★”技术★★，助力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主流媒体升级转型★。比如★，上报集团推出“上海报业集团AI数字人融媒创作平台★★”★，打造60多个AI数字人IP矩阵，以集约化★★、高质量、多元场景为特征，赋能激发媒体新质生产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推出“AI智能对话★★★”系列创意微视频，通过AI数字人技术嫁接不同次元的人物和场景★★★，实现人机联动。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领域具有巨大潜能★，是激发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过程中的新质生产力，是下一个媒体融合十年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应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晰智能技术使用过程中的权责问题，法律制度具有滞后性，但对于法律问题的思考应具有前瞻性。[21]目前★★，我国已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规范，未来应关注更具自主意识的智能体，从著作权法等层面对现有法律条文的应用进行更细致的考量，并研发电子水印等技术★★，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判定，实现智能传播的跨越式发展。

　　[1]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

　　最后★，从融合发展到系统性变革★，内容创新始终是新媒体发展的要点，并始终根植于文化强国战略的整体统筹之中。2024年10月★★★，习在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到★，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智能媒体时代★，新媒体内容生产机制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入文化与社会★，将新媒体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相连，既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新★★★，也易于形成系统性布局★，拓宽新媒体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2014年8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正式将★“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作为媒体融合的目标★★。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到，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从宏观视角梳理我国针对媒体融合的相关纲领性文件★★，可以窥见顶层设计对新媒体发展的规划已从细节探索进阶到整体塑造，并逐渐形成多点扩散、集体联动的系统性格局★★。

　　技术更迭对传播生态的嵌入，不断赋予“新媒体”新的内涵，网络传播时代的媒体融合正向多主体互动交融发展★★，传媒业的结构性变革与传播思维的更新升级，需要在对“新媒体”概念的总结基础上进行延展。当前技术背景下，新媒体呈现出深度融合性和数字交往性的特征★。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是人、信息★★、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3]，传统时空观被解构，现代媒介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并连接发展成为一种“盖亚★★”社会结构，即“在各人群、各物种和各地理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下形成的整体观念”[4]★。智能技术不仅促成了彭兰所提到的媒介形态★★、手段的融合★★，即以多媒体传播作为新媒体传播特征的浅层融合，更使新媒体与其随身相伴的数字技术、使用者等行动者成为共生的关系，达成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作为一种高度融合性的嵌入式新型媒介形式，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流动渠道，而成为交流和行动复合体★★★，即具有数字交往性。[5]技术赋能使新媒体开始扮演新交往主体★★，呈现出更复杂的传播形态。

　　在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未来，我国新媒体将进一步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主的人机关系发展，在新媒体的传播形态和内容上不断呈现新的变化。

　　[4]胡翌霖，唐兴华.取代上帝视角：环境伦理视域下的拉图尔盖亚观[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1,43(07):43-49★★★.

　　其三，新媒体内容传播已从★★“生产—传播★”的二级流程逐渐过渡为“生产—传播—评价”的三级流程，主流媒体着力于构建各具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建构清晰合理的媒体评价标准有助于提升媒体深度融合水准，既是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成果的检验，也为四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指明方向。目前，多数媒体将服务水平、政务业务能力、社会互动指数、智慧智能化发展等作为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并据此设计细节化的二级指标，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这体现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中的整体性需求，传统媒体的评价体系多以单一指标为主★★★，而新媒体的评价体系需要从多层级且动态化的视角对主流媒体进行评估，并起到激励的作用★，提升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创新活力。

　　首先，从融合发展到系统性变革★★★，技术面向已成为新媒体发展政策规划的重中之重。2024年11月，习在向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视频致贺中指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业的进一步深度嵌入，技术逻辑也成为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贯穿于不同领域的变革与迭代★★，并深刻影响新媒体发展前路★。目前，作为现象级技术应用，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虽然为新媒体行业带来更多可能★，但也引发诸多伦理考验★★★，比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和权利归属讨论★★，及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论争，都为技术的媒介化应用带来风险。

　　我国新媒体发展紧跟国家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媒体融合政策方向，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加速实现技术赋能与内容创优。通过概念重塑★★★、系统性变革★★、实践展演三个角度分析新媒体发展现状★★★，解析未来我国新媒体在组织机构整合、技术伦理和跨区域联动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从ChatGPT的推出到OpenAI团队官宣视频大模型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自动化、智能化★★、快速生成的内容生产能力★★★，重构新闻生产业态★★，成为热门议题。与以往的协作机器人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由数据库驱动，并随着数据库的规模扩张、算力提升和训练增加，不断优化自身性能★。[17]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是一个可调适的过程★★★，通过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使文本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实现了深度的人机互动★★。目前，国外主流的语言模型有OpenAl推出的ChatGPT★★★、Google推出的LaMDA、DeepMind推出的Gopher以及Meta推出的LLaMA等★★;国内主要有百度的“文心一言”★、华为的★★“盘古”、阿里的“通义千问”、商汤的“商量SenseChat★★”等★★★。[18]人工智能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带来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范式变革★★，其以算法和模型作为基本运行逻辑，根据给定的关键词或主题等信息自动生成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形式的内容。从PGC到UGC、PUGC，再到AIGC，机器智能已经深度介入新媒体发展过程，以往对于专业生产者与非专业生产者这类劳动力要素的讨论，已经转变为对内容生产背后更复杂关系的探讨，资本★、技术人员★、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形塑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媒体传播生态★★★。